故而，具有广泛包容性和开放性的程序体制设计，是良好政治结构的应有之义。

因此，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届满后的续期费用问题，需要我们从各种视角进行充分分析。⑬ 参见1990年5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55号）第41条。

因此，土地届满后是否缴纳土地出让金，当地政府没有权力进行规定或解释，应该由上位法解决，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给出明确解释。住宅建设用地届满后，应该在保障公民财产权的基础上进行征收。[⑦] 苟正金：《论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自动续期》，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0期，第88页。古人云：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政府必须时刻谨记，为民谋求福利合乎法理与情理。因为住宅建设用地届满后是否再缴纳土地使用费，直接关系到居者及其继承人的切身利益甚至社会舆论对此的稳定预期，所以，政府亟需运用科学、合理的方法解决这一社会问题，就显得十分迫切。

只要居民家庭住宅面积不超过规定标准，就不用缴纳房产税。第二，如果将满足生存需要的房屋出租或转为其他商业用途，则需要缴纳土地使用费。但正是因此，宪法宣誓显示出自身的力量，它借由宪法而指向宪法之外。

正是这一段内容构成了讨论我国宪法实施的规范前提。事实上，这三个方面可以归结为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即谁是宪法宣誓的聆听者？它不仅决定了我们如何理解具有国际普适性的宪法宣誓在当下中国政制中的特殊意涵，而且也决定了我们如何把握宣誓词所包含的实质精神，以及承担这一精神的政治担纲者的人格形象。研究者基本都会同意，《宪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规定意味着人民是宪法背后的主权者。也即是说，宪法宣誓的要害不是直接呼告人民，而是以宪法为中介召唤那个因宪法而隐退的人民。

它隐藏在宣誓者与宪法之间，它是为聆听而来。从人民主权的政治结构与宪法结构来说，能够承载这一功能的只有执政党本身。

因而，本文所关注的是，在价值应然的意义上，这样的宣誓仪式试图塑造、烘托的精神气氛是什么，它所要求于宣誓人的内在情感是什么，这种要求能否在宣誓者身上实现。宪法宣誓、宪法实施与社会动员 一般而言，宪法宣誓并不必然与宪法实施直接相关。在《决定》中，宣誓者包括凡经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或者决定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制度的决定》则进一步扩大了范围，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县级以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选举或者决定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以及各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对照之下，可以申说三点，首先，定稿体现了更为明显的语义结构，依次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履行法定职责，属于法权层面。

这样的动员并不意味着每一个人都以观看者的身份参与到具体的宪法宣誓事件中，也不单纯是上述引文中的有利于所表达的制度之社会效果，而是说，每一个宣誓事件都在制度逻辑上预设了总体社会、整体国民的在场。对此，人们很容易产生一种担心，即仪式是否会流于表面、沦为空洞的形式主义。所修改者既包括誓词内在结构，也包括具体的词语表达。就此而言，在学理上，宣誓所指向的宪法精神可以将上述两位学者的讨论都容纳进来，亦即既要通过回溯中国近代以来的共和历程来理解宪法的政治理想和伦理承担，也要考察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基础体制对中国当下宪制安排的客观作用，以及社会主义作为一种重要的现代思潮对政治秩序和宪法体制的普遍性理解。

因而，誓词所要求的宣誓者并非只是国家工作人员，更包括他们身上应当承载的民族身份和政党认同。在《决定》中，强调的是执政党要恪守以民为本、立法为民理念，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每一项立法都符合宪法精神、反映人民意志、得到人民拥护。

因为它不仅是前两者的最终落脚点，而且如上文所述，它直接呼应着对聆听者——人民——的政治承诺。更具体地说，一方面，就意义转换机制而言，抚按宪法的手心指向的是宣誓者的内心，这与宪法宣誓本质上的社会动员性一脉相承，它们都试图直接诉诸人的主观意识。

但自由的概念仍需进一步论述，除了个人意思自治、民告官的权利和社会领域的独立之外，是否还指向共和意义上的政治自由。道理并不难理解，在宪法结构上，如果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代表，另一方面中国人民又处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那就等于说作为主权者的人民处于自身代表的领导之下，哪怕这个代表相比于全国人大具有常在性，这在逻辑上也是自相矛盾的。三是恪尽职守……努力奋斗，主要属于普遍的道德层面。按照现代西方国家所采取的主导模式，宪法实施主要通过特定形式的违宪审查来实现，比如美国的司法型违宪审查，或者是德国的宪法法院型违宪审查。就此而言，宪法之所以在宣誓中呈现为中介，并不是因为宣誓结构对它的扭曲，而恰恰是源自人民与宪法之间的辩证结构：宪法是人民意志的定在，宪法的精神则指向人民意志的生生不息这无疑有助于理解制度设置的细节，但同样不可忽视的是，这种制度上的分类和细化所遵循的总体精神是什么，或者说，当他们宣读不同的誓词时，是否同样传达出了某种共同的宗旨。

但在《决定》的理解和表述中，宪法宣誓不只与宪法实施直接相关，还在根本上构成了宪法实施的重要方式。在此背景下，就必须考虑现行八二宪法和四次修正案对宪法精神走向的重新界定，即一方面对七五宪法和七八宪法进行了拨乱反正，另一方面又以回归五四宪法的方式接续了中国百年来的共和历程。

其三，虽然宣誓制度确立的过程更像是一个政治过程，但其落脚点却是一种目标明确的社会动员。在这个过渡中，人民的绝对性凝聚为宪法本身的有限性，人民代表大会成为人民在宪法上的化身，如《宪法》第二条所述，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同时，尽管作为政治决断之产物的宪法宣誓制度经由一个法律过程——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审议——拥有了法律性的外衣，但这一法律制度却在根本上被视为是与国家宪法日、宪法教育具有同等性质的社会过程。其次，有研究者从宣誓主体入手，主张将《决定》所划定的范围进行细致分类，并为其拟定适合各自工作性质的誓词，比如司法系统的宣誓词与行政系统的宣誓词应有所不同。

宪法宣誓的社会基础 （一）宪法的文本与精神 既然宪法宣誓是作为宪法实施的一种方式而提出的，那就必须探讨，宪法宣誓所要实施者为何。但正是因此，宪法宣誓显示出自身的力量，它借由宪法而指向宪法之外。其一，在宪法宣誓的结构中，宪法的位置并非无足轻重。从人民主权的政治结构与宪法结构来说，能够承载这一功能的只有执政党本身。

但这仅仅是对宣誓制度条款的实施，而不能与整体的宪法实施相提并论。因而，如果不能够对更大范围的社会公众发出邀请且使后者对邀请做出回应，宪法宣誓难免会蜕变为一种符号游戏。

因而，对于大多数宣誓者来说，他们身上除了国家工作人员，还有中国人和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下简称党员）这两个身份在起着作用，它们分别承担着民族生活的伦理意义和社会主义道德普遍性的承诺。第三，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改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则既稀释了伟大事业这一语义中的道德理想主义，又指向了社会主义道路的普遍性维度和世界历史意义。

按照现代西方国家所采取的主导模式，宪法实施主要通过特定形式的违宪审查来实现，比如美国的司法型违宪审查，或者是德国的宪法法院型违宪审查。事实上，无论是理解人民与宪法的辩证结构，还是理解宪法内部多种精神的冲突，都必须以理解社会民情为根本。

另一方面，宪法内部多种精神的紧张并不纯粹是不同观念之间的冲突，而是代表了社会普遍民情中多种形态的人心经验。其中一项重要决议是建立宪法宣誓制度：凡经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或者决定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正式就职时公开向宪法宣誓。在此，需要重点解释的是党员这一身份。在执政党的话语体系中，执政党不仅试图在理性上引导人民，而且希望在意志内容上代表人民，与此相比，人民代表大会指向的是人民意志的多样性，它只是在意志形式上让混杂性的、多样性的人民得以呈现（representation）。

首先，就设立宪法宣誓的迫切性而言，研究者大多也都会提及一项比较法上的事实，即联合国193个成员国的宪法文本中，规定了宪法宣誓制度的有177个之多。在这样的制度背景中，宪法宣誓仅仅是某种单纯的就职宣誓制度，是就职者个人为特定职责所做出的政治承诺。

但就单个人的党员身份而言，也仅仅是指向这一功能，而还不能真正承载这一功能。因为宪法、人民和人民主权不能仅仅从现代政治的普适性话语来理解，它们都因执政党在宪法和政治实践中的核心位置而容纳了特定的内涵。

更确切地说，考虑到这些国家的宪法宣誓一般都直接源于宪法中的直接规定，因而就职宣誓本身就是对这一规定的实施。换句话说，宪法精神不是由某一个宪法文本所决定的，也不是由建国后的某一时期的政治意识形态所决定的，而是直接根植于中国人民近代以来争取自由的历史进程和共和事业。